1976年10月6日深夜点点盈，京城北风微凉。唐山指挥部的电话间里灯光昏黄，副政委迟浩田刚刚核对完救灾物资，一通加急“特情”电话却打破了寂静。对方没有客套，只留下一句“中央让你立即返京”，随即挂断。
对震区而言，这个名字意味着主心骨突然要离开。参谋想追问原因，迟浩田摆摆手：“我也不清楚，上面让回就回，救灾方案照常执行。”声音平稳，却掩不住眉间的疑惑。
临行前，他又致电北京军区政委秦基伟。电话那头沉默几秒，只回了七个字：“中央决定，放心回来。”短短一句，更像一纸军令。救援帐篷外，余震仍在，迟浩田却得按时出发。
第二天中午，军机落地西郊机场。一辆吉普直接驶入中南海西会议室。推门的一瞬，他看见耿飚早已站起，快步迎上来，一个结实拥抱后，外交老将低声道：“告诉你个好消息——那四个人，被控制了！”
迟浩田闻言，心头巨石倏然落地。十年闹剧即将终场，他与耿飚对视，眼里都是“总算等到”的释然。片刻后点点盈，也进门，手里握着薄薄一页文件：“人民日报，需要重新掌舵的人。中央研究后，点了你的名。”
短短几句，任务清晰——接管人民日报，把舆论导向拉回正轨。迟浩田从军多年，办报经验只有军报那一段，可想想报社里盘踞的那些人，他明白此行绝非调职那么简单。他仅简单回答：“坚决完成。”
接下来是筹划。耿飚给组织部打电话要公函，同时以“碰头会”的名义约来总编辑鲁瑛。为防走漏风声，整个院子临时禁止对外通讯。行政处的人都以为召开涉外会议，没有人往深处想。
下午四点半，鲁瑛走进会议室，看见的却是身着军装的迟浩田。他刚想寒暄，就被请到主位。信纸递到面前：中央同意迟浩田、孙轶青、郗汉生三人参加核心领导。落款时间——10月7日。鲁瑛脸色顿时发白。
“有意见可以提点点盈，但必须当场表态。”迟浩田语速很慢，却不容拒绝。鲁瑛抬头，对面那双眼神像铆钉一样钉在他心口。他低声说：“服从。”一句话，人民日报的权力轴心瞬间翻转。
夜色降临，工作组随车驶入王府井老大楼。电梯里挤着十几位编辑，没人开口，只有印刷油墨的味道在狭小空间里发酵。会议通知发出，核心组成员被要求二十分钟到位。电话铃此起彼伏，却再没人敢外拨。
凌晨一点，迟浩田站在会议室正前方，用不高的音量说了三条：报纸姓“党”；任何人不得擅自外传机密；谁跟历史对着干，后果自负。掌声并不热烈，却异常整齐——多数编辑这才意识到风向真的变了。
版面无法一夜之间大改，他决定先稳住节奏。10月9日的头版刊出关于建立毛主席纪念堂的决议，正文里第一次公开提到“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政治局直接领导”，简短一句，足够向外释放信号。
与此同时，上海余孽仍在观望。徐景贤几次拨打社内电话，询问“北京情况”，都被礼貌挡回。鲁瑛遵照“口径一致”原则，只答两字：“正常。”电话那头沉默良久，随即挂断。
进驻后近半个月，迟浩田吃住都在报社七层值班室。审大样、批选题、夜巡印厂——几乎一日只睡两小时。有人劝他轮值，他摆手：“现在换班，就是给对方留缝隙。”声音沙哑，却透着倔劲。
10月18日，人民日报召开全体职工大会。组织部代表当众宣读决定后，老兵抬眼扫过会场：“这里是宣传战最前线，咱们必须打赢。以后报纸上出现任何抹黑党中央的字句，先找我。”底下有人鼓掌，也有人低头不语。
随后数月，《亿万人民的共同心愿》《灭亡前的猖狂一跳》等评论接连见报，火力对准“四人帮”，稿件中既有事实罗列，也有针对性评析。读者来信雪片一样飞来，印刷厂深夜加班成了常态。
1977年秋，人民日报全面步入正常轨道。迟浩田接到调令，返回部队出任副总参谋长。离开那天，他背着帆布挎包从大楼台阶下去，值班编辑追出来喊：“老迟，保重！”他挥挥手，两句话留在风里：“报纸托付给你们；别让党操心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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